吴翔宇 | 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下儿童文学批评的问题、结构与方法
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下儿童文学批评的问题、结构与方法
吴翔宇
厘清“元概念”,是探究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理论前提。批评史料建设落后与批评结构残缺是导致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滞后的两大因素，急需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重构儿童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围绕儿童文学“代际”话语沟通展开的持续发问，开启了对中国儿童文学“思想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辩证分析。在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中系统考察儿童文学批评，意在确立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与“民族性”标准，在与现当代文学批评“一体化”的基石上确证其“主体性”话语，并在此基础上重构集“史”“论”“用”于一体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图景，创设优良的批评环境，促进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健康发展。
中国儿童文学；文学批评；问题域；一体化；主体性
吴翔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入选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浙江省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拔尖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5项（其中重大、重点各1项），其他省部级项目8项。在《文学评论》《学术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研究》等专著10部，先后获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
文学批评先发声于文学创作与理论变革，参与了百年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宏大工程。借助于新文学整体发展的推力，中国儿童文学驱动了“专属”于“儿童”的知识化生产及文学批评实践，开启了其学术化和学科建构的浩大工程。在经历了历史性转换和拓展之后，文学批评推动中国儿童文学从陈旧的文学形态与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脱颖而出，其社会角色和功能在新的文学体系中得以彰显。按照韦勒克“批评的时代”的说法，文学批评并非文本的衍生品，而是“发现新意”的再生产。这种独立于创作、文本之外的意识保障了文学批评最基本的品质——独立思想的传播与阐释。特别是在儿童文学遭遇自身界定困境时，这种批评的品格更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特殊性源于其区别于一般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围绕“元概念”的持续发问，衍生出了指向中国儿童文学本体的标准、路径与方法。在此基础上，总结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经验，确立标示中国民族化、现代化的批评话语体系，促进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重大使命。
一、问题的提出：批评资源、背景及反思
自20世纪初开始，鲁迅、周作人、郑振铎、赵景深、茅盾、郭沫若、胡风等新文学先驱便积极投入到儿童文学批评这一崭新的领域里，他们的译介、作家论、作品论、作家评传、文类研究、资料汇编以“历史在场”的方式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现代文学批评一道，创建了不同于中国古代诗文评论的新文学批评范式，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初步形成了创作与批评互动的文学场域和文学生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批评与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当时的儿童文学批评还有待上升为儿童文学理论来发挥其指导文学创作的作用，那种“由批评的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知，创作文学理论”的意识还有待提升。
从学理上看，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大厦的创构是从整理和辑录史料文献肇始的。在儿童文学发生的场域中，整理、翻译和创作的多线发展也开始起步。如孙毓修的《童话》丛书、茅盾的《中国寓言初编》、朱天民的《各省童谣集》、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刘万章的《广州儿歌甲集》、林兰的《民间童话集》等，即是发生期儿童文学文体资料整理的“先声”。不过，这种史料整理格局较为单一，多以文体分类的作品集为主，批评史料散落于各类报刊、杂志、日记、书信之中。此后，与史料匹配的批评论文集也相继出版，最有代表性的是赵景深主编的《童话评论》《童话论集》《童话概要》《童话学ABC》《〈儿童文学小论〉参考书》。其中，《童话评论》是中国第一本关于童话文体的论文集。赵景深希望这本书对于教育家、社会学家、文学家、小学国文教师、师范生等都能有所助益。同时，他还向研究者介绍了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商务印书馆单行本《儿童文学概论》和《儿童用书研究号》三本书籍，对早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有一定的指导价值。而周作人主编的《儿童文学小论》是自编的“儿童文学批评”选本，出于破除“读经运动”后遗症的文学批评考虑：“即在现今也还有它的用处，我敢真诚地供献给真实地顾虑儿童的福利之父师们。”从这一点看，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小论》尽管是“个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小史”，但已基本具备李长之所谓“选本”的“文学批评”功能了。
面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混杂的局面，鲁兵曾提出“儿童文学需要建立批评”的主张。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关注度逐渐加强，重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体系的尝试也驶上了快车道，涌现出浦漫汀的《略说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它》、班马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等理论著述。蒋风、胡从经、鲁兵、张美妮、金燕玉、王泉根等在儿童文学的理论、文学批评和文献书志学等领域深入探索和研究，从学理、学科、学派等方面开展理论批评资料的整理工作。有代表性的史料集有：蒋风的《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鲁兵的《中国幼儿文学集成》（理论编：1919—1989）、张美妮的《中国新时期幼儿文学大系》（理论卷）、王泉根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02—1949)》、盛巽昌的《现代儿童报纸史料》、锡金等的《儿童文学论文选（1949—1979）》等，对重要的文学运动、社团、流派、论争分门别类地作了资料选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跨世纪儿童文学论丛”（6卷）、“新世纪儿童文学新论丛书”（8卷）以及海燕出版社出版的“新观念儿童文学理论丛书”（5卷）等，则是系列儿童文学理论丛书，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影响。上述理论批评资料的整理考虑到了儿童文学“分层”的特性，也初步具有了文体分类整理的意识，能用文学批评史料来解决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寻绎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史，不难发现：比较欠缺的是文学理论与批评一体性研究,对于文学批评的探究也常绕开作家主体甚至游离于儿童文学本体之外，单从批评家与语境、文本的多维关系来讨论文学批评的功能、标准等问题。因而，此类批评极易流于批评家经验性的审美判断，它“见证和考验的是批评家的审美经验、审美判断或境界、思想高度、精神向度，甚至包括了一点文学想象力的涵义，而并非主要或纯粹意义上的学术理论水平”。厘清儿童文学概念，是开展儿童文学批评的原点，唯有辨析清楚“儿童文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相关的文学批评才能真正落地。吊诡的是，儿童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只是从“儿童的”和“文学的”两面来概括儿童文学的内涵，并未论析内外两面的先后关系、结构逻辑。儿童文学是“为儿童的文学”还是“写儿童的文学”，如何厘清“儿童视角的文学”与“童年的文学”，科幻文学、成长文学、青春文学是否属于儿童文学，儿童创作的作品是不是儿童文学？凡此等等，无不表明儿童文学概念的开放性。于是，这一游移不定的概念难免衍生出儿童文学批评标准的非恒定性。
作家是儿童文学创作的主体，作家创作和“文学谈”一起参与文学意义世界的建构。“文学谈”是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经验的浓缩与提炼，构成了儿童文学理论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着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基本图景的绘制，它与专业批评家的文学批评一样，型塑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完整体系和话语品格。从“作家文论”的维度可以折射百年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状况。在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园地里，除了鲁迅等少部分人坦言“不研究儿童文学”外，大部分作家在创作的同时也发表关涉儿童文学创作的“文学谈”。譬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大师与儿童文学丛书”（10卷）及叶圣陶、冰心、陈伯吹等29位儿童文学家的回忆录《我和儿童文学》即是适例。那么，这些带有作家主观色彩的创作谈是否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学理论呢？康序认为，作家创作谈中那种直感式的、没有“理论”面目的、不具有理论形态，却是真知灼见的言说属于文学“亚理论”，体现出作家对文学的出色“思考”。在文学理论建构的疆域中，作为“亚理论”的作家文学观念应占有一席之地。为此，需重视作家对理论的自下而上的建构，注重作家“创作谈”与其创作之间的互训，肯定作家“思考”所具有的文学理论价值及文学批评功能。
一旦文学阐释从批评家本位返归作家本位，就有效地弥补了文学内部研究缺失作家主体“环节”的缺憾，可以使对作品意义的阐释基于原初意涵展开。事实上，“文学谈”并非作家创作的“副产品”，它包括“创作谈”和“批评谈”两种主体形式。囿于思想观念误读的局限，作家的“批评谈”未能在整个文学批评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孰不知，作家的“文学谈”是真正的文学内部的理论与批评，是具有“原生性”的“前沿理论”。在成人文学领域，格非的“文学邀约”与理想读者观、王安忆的空灵点评法与“四不要”写作观、余华的“虚伪的形式”理念、阿来的恢复汉语的原始神性说等，都建构起了作家的文学理论。王尧与林建法主编的《“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於可训主编的《小说家档案》更是复现了作家“我是怎么写……”的现场，非常引人注目。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论》、贺宜的《散论儿童文学》、任大霖的《我的儿童文学观》、曹文轩的《小说门》、班马的《前艺术思想——中国当代少年文学艺术论》、梅子涵的《儿童小说叙事式论》、张之路的《文学对话科学》、汤素兰的《我与童话一见钟情》、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和艺术世界》、韦伶的《少女文学与文学少女》等，都是作家“现身说法”讨论儿童文学创作经验的著述，应予以高度重视。当真正切近作家主体，儿童文学批评就能更好地知人论世、见微知著，循此探寻作家的背景经历、当下处境、内心世界、创作方法、文学观念等方面的细微症候，指明创作风格、文学思想对作家个人及时代文学的影响所在。同时，也能展现作家的文化选择与价值立场及其对外在文学环境的个性应对，揭示作家的文学宣言与实践之间的龃龉与冲突。此外，作家批评不是作家创作的“余墨”，它是有别于学院批评的文学批评模式，如毕飞宇评鲁迅作品、残雪评中外先锋文学作品、余华评卡夫卡的作品等，注重创作方法、人生哲理、文学思想和审美经验的传递，是对文学经典的独特阐释，弥补了学院批评的不足，体现出批评话语的变革，表达了作家群重建文学生活的集体诉求。概而论之，作家“文学谈”突出了文学事件的公共性，“批评”是表，“创作”则是其真实的内涵。
然而，限于儿童观、儿童文学观以及以“教育学”来充当指导理论的立场，以往的史料整理及文学批评研究还无法构成切合儿童文学的美学系统，尚不能形成一种自觉的理论批评话语体系。具体而论，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批评史料整理不完整、不全面、不严谨，辑录范围主要集中于纯粹的批评史料，对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有影响的重要文学理论缺乏关注；存在漏收、误收、错讹、欠缺注释等现象，选本意识与理论批评史料的考证还较为薄弱；批评史料依附于“文学史”或“学术史”，其自成一格的史料价值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第二，未能有效勾连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与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基于儿童文学概念而展开的文学批评意识还不突出；对作家“文学谈”的关注不够，未能区隔其具体内涵及其之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构的意义。第三，理论批评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融合意识不强，存在着“为史料而史料”的价值取向，缺乏对其批评谱系与理论话语体系的梳理。这似乎应证了贺宜所说：“如果说儿童文学是整个文艺战线上的薄弱环节，那么，可以说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又是整个儿童文学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学术界亟需修复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落差，必须重申中国儿童文学的性质及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作用，以期重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批评话语体系。
二、结构畛域：思想批评与审美批评的张力场
在儿童文学的结构中，“儿童性”优先于“文学性”是其发生机制。其逻辑在于，唯有“儿童”被真正地发现出来成为独立主体，专门针对“儿童”、专属于“儿童”的文学才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儿童是什么”体现了成人的期待：“儿童既是成人欲望的容器，也是生活在群居世界里的社会人。”这种被动的预设，实质上跳过了儿童本体，儿童也成为了一种本质化的对象。现代儿童观的确立是与“儿童的发现”扭合在一起的。揆诸中外儿童史，不难发现：儿童本身的价值长期处于被漠视、遮蔽的位置。正是这种非现代的儿童观使得儿童文学的生产带有厚重的非儿童因素，成人的教化内含着遮蔽儿童主体性的权力话语。由于缺乏真正的理解与沟通，成人强势地对儿童施加自己认定的观念与思想，代际间的平等沟通被约定俗成的教化所替代，其结果是儿童与成人之间横亘了一条难以逾越的沟壑，拉大了两者之间的距离，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对话。
既然如此，儿童文学的发生必然要以强化儿童的思想主体性为前提。当“儿童的发现”融入“人的发现”主潮时，“人学”系统中的长度、宽度、厚度得以扩充，开启了对人“完全生命”书写的新篇章。而且，思想性的优先发展无形中提升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高度，有效地抵御了其“走弱”的颓势。但与此同时，儿童文学毕竟也是一种“文学”类型，它不是思想的“副本”，而是一种基于思想观念的审美创造。“文学性”的提出是基于儿童文学长期被视为教育儿童工具的事实，这种教育功能决定论限制了文学审美属性和功能的延展。在讨论《彼得·潘》时，杰奎琳·罗丝提出的“儿童小说之不可能”的理论命题，其质疑的基点是儿童文学借成人来言说儿童的逻辑，从而触及了儿童文学的结构性困境。无独有偶，彼得·亨特也提出了“儿童诗歌是不可能存在”的类似论断，它是基于儿童诗不具备一般诗歌所包蕴的哲理性、概念性、技巧性特质而提出的。对此，凯伦·寇茨主张从身体与体验出发来开掘儿童诗的价值向度，即借助儿童诗感官系统的扩张，儿童可与物质世界、自己的本性及成人重新联结，由此形成一种“看不见的蜜蜂”效应。事实上，无论是儿童小说还是儿童诗都内隐着其与成人文学领域对应文体的冲突、互动，不能撇开这层关系孤立地讨论“不可能性”问题。这种“不可能”看似将“童年”理解为成人批评的文化符码，但实际上却是儿童文学获取自主性的先决条件。“儿童文学是文学吗”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源于儿童文学内隐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失衡。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重要差异在于，审美性并非儿童文学的第一性，文学性之外的游戏、知识、教育、娱乐等因素构成了儿童文学“起源”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框架内，儿童的文学阅读从一开始便贯穿着成人教化的功利性色彩。显然，这种从外部因素来探求儿童文学起源的“起因谬说”，容易引起“儿童性”与“文学性”的两歧，功利目的而非审美动机的错位给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界带来诸多争议。由此，“思想性”与“文学性”的不接洽性，使得中国儿童文学深陷“太教育”或“太玄美”的逻辑怪圈。
在成人眼中，童年时代是其无法返归的生命阶段。在审思儿童时，成人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一种“分裂性”的理解：一方面希望其实现社会化的成长；另一方面则希望保留童年的自然状态。在“成长”与“反成长”的话语悖论中，儿童文学经由成人作家创作的话语空间被拓展。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各环节中。如何廓清儿童与成人的话语表达，处理“为儿童”还是“为成人”的主观意图，是摆在儿童文学研究者面前的难题。在这方面，佩里·诺德曼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的方案是儿童文学阅读既要“快乐地像孩子一样”，又要“脱离那种孩子样”。“快乐地像孩子一样”是成人要拉近与儿童的距离，以近距离的方式来观照儿童，这样才能真正读懂和书写好儿童。“脱离那种孩子样”则主张拉大与儿童的距离，以成人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取和理解儿童。这即是儿童文学领域中“走近儿童”与“走出儿童”的悖论。概而言之，想开展儿童文学的真正批评，就要求批评家必须有切合儿童情感思维和心灵世界的“内在人”的认知，同时又要有跳出孤立而自足儿童视界的“外在人”的凝视。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内在人”和“外在人”的统一远非理论假设的那般简单。即便成人批评家比较符合儿童“内在人”与“外在人”的身份设定，但在具体的批评活动中，成人批评家也很难游刃有余地行走于“自我”与“他者”之间。成人作家与儿童对话的文化桥梁是“童年”，而成人批评家还要加上其与成人作家的对话沟通这一额外的要求。但事实是，已“化身成蝶”的成人无法回到“毛毛虫”的世界里了，“童年”也只是成人想象或记忆的幻象。对于童年的书写或想象必然渗透成人非亲见的经验，“儿童”或“成人”在批评家那里成为不固定的价值形态。不过，这对于儿童文学的价值而论并非坏事，它有效地规避了纯粹的儿童本体的文学实践造成的价值偏狭。但是，借助成人话语来反成人话语操控的结构性特征也使得儿童文学内部出现了并不恒一的复调，“为儿童”还是“为成人”的冲突贯穿于儿童文学批评实践全过程。
由上可知，要在“为儿童”与“为成人”之间找到契合点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两域耕耘的作家、批评家来说更是如此，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思想性与艺术性如何平衡、统筹的论争。例如，周作人与赵景深关于童话“最低限度”修改的通信，梁实秋对儿童文学概念中“为儿童”与“以儿童为中心”的讨论，沈泽民、赵景深基于王尔德“艺术至上主义”观的对话，吴研因、尚仲衣等人关于“鸟言兽语”的论辩，龚炯、孔十穗等人围绕儿童文学应否描写“阴暗面问题”的论争等，无不与百年中国动态语境下儿童文学内蕴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因而，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锚点”也应聚焦百年中国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双重复杂性及相互关系而展开。任何抛开儿童文学与动态中国语境的批评都无异于无源之水。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儿童文学思想的涨落源自文化语境的作用力，而儿童文学的“隐匿的反抗”也彰明了其艺术性的自主。
这种游离于现实与幻想、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状况，老舍曾以“脚踏两只船”为喻予以生动描摹：“既舍不得小孩的天真，又舍不得我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我愿与小孩们一同玩耍，又忘不了我是大人。这就糟了。”老舍的比喻道出了中国儿童文学先驱者的心声，如何融合这种代际身份的沟壑，如何处理好现实与幻想的关系，是儿童文学批评应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老舍的心境并非孤例，叶圣陶等人也有类似的遭遇及困境。受时代语境的影响，童话创生后并没有完全吸纳西方“无意思之意思”的范式，而是渗入了成人及成人社会的诸多现实的成分，“假借童话中的本事，暗示道德，这种利用法，最为上着”。作为中国本土童话的典范之作，叶圣陶的《稻草人》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童话，夹杂着“为儿童”与“为成人”的两栖性。对于这一点，叶圣陶和郑振铎的对话可作如上观。叶氏带着疑惑向郑振铎请教：“今又呈一童话，不识嫌其太不近于‘童’否？”郑振铎洞见了叶氏利用小说童话杂糅的文体来描摹其复杂的心境，“前半或尚可给儿童看，而后半却只能给成人看”。“成人悲哀”介入童话文体，使其文体内部出现了裂隙。为了维护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平衡，叶氏所采取的“两套笔墨”看似打破了文体单一的惯性，但也由此获得了双向谛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视角。有意味的是，巴金的《长生塔》也与《稻草人》的文体形式颇为相似：“它们既非童话，也不能说是‘梦话’，它们不过是用‘童话’的形式写出来的小说。”与叶圣陶一样，巴金利用了“童话”的文体形式来折射现实，由此创作出的“童话体小说”并非纯粹的儿童文学，其背后的价值重心在成人而非儿童。
前述作家的游离心境及延宕笔墨在冰心那里也有表征，值得深入思考。与《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写大人的事情给儿童看”不同，《三儿》《最后的安息》《寂寞》等以儿童为视角的“问题小说”是“写儿童的事情给大人看的，不是为儿童而写的”。尽管贺玉波认为《寄小读者》是“一本很适意的儿童读物”，但冰心却说自己是“被挤进”儿童文学队伍里的：“我没有写过可以严格地称为儿童文学的作品……写儿童的事情给大人看的，不是为儿童而写的。”确实，成人作家要跨越自己的身份来与儿童对话并不容易，要在两代人之间构筑相互沟通的桥梁并非一夕之功。为了开启两代人的精神对话，成人作家被迫以“两幅笔墨”来求取话语的平衡。不过，有很多时候，成人作家在与儿童对话时，因无法调适两种话语的张力关系而深陷左支右绌的困境中。之所以选用“通讯”这种体裁，冰心的解释有二：一是有对象感；二是自由，可以说零碎有趣的事。尽管冰心声明以儿童的口吻来写作《寄小读者》《山中杂记》，但所讲述的还是成人社会的事情,传达的依然是成人话语。批评家茅盾最早发觉了冰心创作中出现的问题：“指明是给小朋友的《寄小读者》和《山中杂记》，实在是要‘少年老成’的小孩子或者‘犹有童心’的‘大孩子’方才读去有味儿。在这里，我们又觉得冰心女士又以她的小范围的标准去衡量一般的小孩子。”应该说，在《寄小读者》等作品中，冰心执着于为儿童创作属于儿童的文艺作品，尽管如此，她还是无法避免跌入“越写越不像”“越写越‘文’”的套路。
不言而喻，成人声音的加入造成了儿童文学内部和谐声音的失范，引导和影响了读者的阐释方向。成人的声音彰显了儿童作家自觉的“载道”意识，不过依然摆脱不了在“发现儿童”时“被儿童发现”的魔咒。正因为成人作家、批评家与儿童的经历相差很大，关于童年的想象只能是一种个人的记忆，充其量也只是“过来人的体验”，是“站在‘全知’高度对‘无知’的体验，予孩子自身的体验是增添了成年人的心理支配的”。那么，“童年”书写是否在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中有同质性呢？何卫青认为，存在着“此时此地儿童”与“彼时彼地儿童”两种童年形态。相对而言，“此时此地儿童”的童年书写较为接近儿童文学的童年书写，但是却较少地出现在成人文学的作品之中；而“彼时彼地儿童”的童年书写尽管常见，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却并非主流的文学现象，往往通过回溯的方式怀想人性和生命，是一种较为含蓄、委婉、迂回的对现实社会的观照，很难直观地反映现代中国社会进程。因而，这种童年书写限制了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联，很难据此深度楔入中国文学发展“现代性”的整体体系中。谭桂林认为，童年母题文学与儿童文学是两个“不同质”的概念，“外延有着一定的交叉叠合的关系，但其内涵却有着自己质的规定性”。在他看来，童年母题书写是作家对自我人格生成历史的深刻反思，成人的介入较为普遍，而儿童文学则尽量排除成人因素的渗入。童年书写承载了较为鲜明的成人即时即地的印记，而这种外在力量反过来会减缓和遮蔽人们对于童年的认知。这即是哈布瓦赫所忧心的以丧失部分童年为代价的“童年缩减”。当然，在儿童文学中成人因素是否介入、介入的程度如何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尽管成人作家意识到教化并非儿童文学的本质使命，但也难免会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渗透情感。谭桂林的所谓“尽量排除”，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成人因素渗透的可能。童年书写是成人返归童年的一次情感之旅，是基于现实而想象或建构出来的童年景象。而儿童文学则是两代人围绕着童年的情感对话，这里的童年既可以是建构出来的，也可以是现实的。
应该说，如何在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之间取得平衡，避免“太教育”或“太艺术”的偏狭，一直是儿童文学作家、批评家所关注的核心议题，由此也产生了主张“思想性”或“艺术性”的不同的创作与批评流派。这其中，“童心主义”及“教育儿童的文学”代表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两极，集中地体现了基于“元概念”的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进路。事实上，这种游移于“太教育”与“太玄美”之间的矛盾是中国新文学“启蒙”与“纯美”两种文学观念的具体表征。盲视两者的张力结构，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儿童文学或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也无法真正洞悉两者之间析离或融合的复杂关系，在此基础上的文学批评也就无从谈起。
三、重建 “一体化” 与 “主体性” 辩证的批评话语体系
儿童发展是一项国家战略，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作为服务于儿童的文学门类，儿童文学的重要性体现在对儿童教育、童年关怀、母语意识等方面的影响上，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代代国人的品德、修养与观念，在“争取下一代”的伟大工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与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相比，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却尤为薄弱。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体系的建设在总体上需要一种统筹意识，如何有效承继已有的理论传统，如何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开掘新的批评资源，并且使这些资源能促进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健康发展。这种统筹意识的落脚点并非理论和批评本身，而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书写所展开的广阔现实。
一般而论，理论批评与创作是相互作用的，正如陈伯吹所言：“在‘繁荣创作’的同时，必须要并肩齐进地‘建设理论’。而建设理论地目的，仍然是为了繁荣创作。也只有在创作繁荣地景气中，积累经验，成为有条理的、系统性的经验教训，上升转化为理论。理论研究指导创作，创作以自己的实践证明理论，并修正理论。从而理论愈丰富，愈完整，创作也就愈繁荣愈提高，它们在儿童文学事业上具有内在的联系，起着相互影响的作用。”贺宜也指出：“要发展和繁荣我国的儿童文学，必须同时注意加强儿童文学的理论和评论工作。”然而，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失衡现象较为明显，中国儿童文学界亟待创构标示“中国”的批评理论话语来重建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化、现代化道路。如何总结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与人文价值，如何在众多话语集结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中确立本土理论体系和话语方式，重绘具有时代性、前沿性、思想性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历史图景，如何以中国特色的理论批评话语来指导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创作实践，并发掘培育中华民族未来一代精神生命成长的理论资源，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的重要理论视点和研究方向。
在百年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儿童文学与新文学之间具有“一体性”，切断两者融通与互动的做法会导致出现“不在历史中”的偏误。因而，探究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应充分考虑其与现当代文学批评之间的互通性。进一步说，对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整体研究可以通过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相融合来实现。其中，文献整理是基础，理论研究是深化与拓展——将“目录学”“考证学”与“文献学”融于一体，注重历史的复杂性与批评本身的复杂性，重点关注儿童文学批评与百年中国社会语境的互动关系。在对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牵引出一条文学批评与历史社会互相对话、互相影响、互相塑造的脉络，建构起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整体化、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一体化研究的宏大视野，呈现动态、立体的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史发展图景及批评话语系谱。
基于文化语境与时代召唤的同一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呈现出向现当代文学靠泊的倾向。对此，班马将这种趋势概括为“缺失本体根基的浮游”。这里的“本体根基”，班马特指的是儿童文学之为儿童文学的根本属性：“儿童性”，他从中国哲学“一”“根”等概念中归纳出“儿童文学比成人文学要更为悠远”的结论。在儿童文学出现“离逸”本体的关口，他质疑的是儿童文学定于现实主义“一尊”而导致的儿童性的折损，并将批评矛头指向引入成人文学评论意识的误导。正是基于这种非本体的评论意识，生成了新时期以来探索小说艺术形式的诸多批评。班马将其归结为“成人审读”下的误读，是一种“成人代言”的非本体（儿童）阅读接受效应的主观估测。不妨说，以现实主义作为评析儿童文学的单一价值标准是有偏狭的，它忽略了文学多样化及儿童文学的本体属性。班马的上述评述本身就有矫正儿童文学走向单一化的考虑，一旦儿童文学靠泊于成人文学，势必会冲淡和消解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不过，班马所谓儿童文学的“本体根基”主要落脚于儿童生命感中“亦真亦幻”的一面，并未整体地概括出这种“真幻文体”的具体内涵及“真”“幻”之间的关系。
对于班马的上述理论缺憾，方卫平重审了“本体”这一哲学概念，认为班马的观点更为集中于“审美本体论”的层面，而对于儿童文学的“认识本体论”则缺乏全面、辩证的观照。方卫平不认同班马将儿童文学的困境归咎于“主流批评界”的说法，认为儿童文学批评的标准必须返归儿童文学“元概念”基点，“探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可能的信念仍未缺席”。确如方卫平所言，进入“后探索”时代，儿童文学并没有走向纯粹而单一的现实主义大道，而是在继续探索的冲动下“再出发”。梅子涵也认为，1990年代“现实主义”的提法仅表达的是对某类作品的肯定，未必如班马所说的是对其他创作思潮的否定。对于班马所谓“靠泊”成人文学，梅子涵并未如班马那么悲观地阐发“靠泊”的结果，而是从“对儿童文学狭隘、闭塞、单一观念和格局的打破动机”来论定其可能性。这样一来，儿童文学便不再游离于文学的大背景之外。与此同时，在肯定融通两种文学的同时，梅子涵也反对将儿童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讨论其本体性的观点。对于那种“靠泊”成人文学的儿童文学作品而言，如果不分而治之则会陷入如梅子涵所说的“美学失衡”的困局，但分而治之的结果又不免在一定程度上消蚀了儿童文学本体的系统性、完整性。这种悖论贯穿于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始终，是应作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反思的理论问题。
上述论争，实质上涉及儿童文学“元概念”的内在构成及对批评发展的理解问题。为了进一步廓清儿童文学的本体性，学术界并未孤立地去论述和阐释，而是援引了“成人文学”这一“他者”话语作为参照。受制于时代所限，儿童文学在原动力上曾借助于成人文学的引领。从百年新文学的发展脉络来看，成人文学对于儿童文学的引领作用确实不可低估。但是，正是这种依赖与被引领的关系使得儿童文学发展的本体性发育相对不足，这也是批评界必须正视和反思的关节点。为了厘定儿童文学的本体性，学术界在搭建其与成人文学的桥梁时还要进一步理顺“儿童性”与“童年性”的关系。刘绪源认为，“童年性”是一个题材的概念，而“儿童性”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概念。在他看来，前者在成人文学作家的童年生活书写中经常出现，但作品并不是专门写给儿童看的；后者是一种切近儿童思维和表达的独特方式，是指向儿童文学本体的。为了凸显儿童文学的儿童特性，刘绪源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儿童文学就是成人文学——或者更准确点说，儿童文学就是文学。”之所以罔顾两种文学的差异，将两者等同起来，刘绪源的逻辑原点是成人文学的概念是虚假的，是儿童文学界创造出来的词汇。区别两者的好处是强调了儿童文学的儿童特性，但坏处是使儿童文学远离了文学。与刘绪源要解决儿童文学特征而强调其与成人文学的关系不同，班马基于缺失、离逸于自身本体艺术价值推导出儿童文学存在向成人文学“靠泊”的倾向。概而论之，刘绪源认定儿童文学即同于“成人文学”的一体，而班马则认为儿童文学应拥有相当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儿童美学”本体根基。刘绪源与班马的分歧，不是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要不要”关联的问题，而是理解两者关系时“如何是”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论述其观点，刘绪源又提出了“双重标准”，即在衡量儿童文学时，既要用成人文学的标准，又要合乎儿童性的标准。刘绪源这种从“通”与“隔”的角度来处理两种文学所制定的“双重标准”，实质上并未真正理顺“关系性”与“特殊性”的先后关系，这种模糊而无序的标准显然难以达到对于儿童文学本体性的把握，这也是其受到其他学者诟病和批评的本源所在。
按刘绪源的思维逻辑，一旦儿童文学真是成人文学，那么儿童文学之为儿童文学的本体特性就被淹没和遮蔽了，与此相关的围绕儿童文学特性而展开的批评实践也随之失效，这显然是不科学的。王泉根一反刘绪源“从他者关系中确立”的思维，转而从“自身建构行为”出发来确证儿童文学在文学版图、人文学科领域的生命特性和生存权利。事实上，无论是班马的“特殊性”，还是刘绪源的“关系性”，都不能片面而单一地予以强化，而是要结合起来辩证地去理解，这才是切近儿童文学本体的理性方案。王泉根的“自身建构行为”只是以儿童文学的本体为落脚点的理论创构，实际上也未能解决前述在理顺了何者为第一性后的融合问题。对于刘绪源混杂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差异性，或将参照系置于成人文学话语体系的观点，班马认为其偏误在于放弃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取位”所在的最本质的参照。此前，班马首倡的“走出自我封闭圈”意在开拓儿童文学更为广阔的天地，但这种跨越自我本体的追求并不是要以牺牲儿童文学的本体属性为代价的。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既要确立“一体化”的视野，也有持守“主体性”的批评标准。具体来说，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内核是指向“儿童”与“文学”，在此基础上开展的批评实践也是“现代”及“中国”的。整体上看，重建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中儿童文学批评话语体系是一个复合的系统工程，其学术路径至少包括如下两个方面：首先，要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历史进行“场域还原”“过程复原”与“精神探原”。李欧梵认为，传统是有谱系的，将文学理论放置于其产生的文化环境中有望洞悉理论批判背后的“政治”与“历史”。按照这种观点，将有“历史”与“政治”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置于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考察，由此形成的理论批评史是立体多维的历史，其中既关涉“短时段”的文化机制，又有“长时段”的历史动态轨迹。其次，应在“史料化的批评”与“批评化的史料”相融合的框架下，勾勒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发展的行进轨迹、内在规律、话语谱系等重要议题，以呈现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学术特征、思维形态及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影响。立足于“一体化”与“主体性”融合的基石，探究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概念、方法、范畴、标准、史观的嬗变，并将这种嬗变与现代中国发展演变的动态语境结合起来，在百年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格局中重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图景。
（来源：吴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