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雄飞丨重构与前瞻: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逻辑基点与发展路向

重构与前瞻: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逻辑基点与发展路向

作者：韩雄飞

韩雄飞，文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讲师、校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入选南太湖优秀文化人才、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青年优秀人才）。主要从事儿童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发展史”、浙江省社科基金“五四以来身体视阈下中国儿童文学与儿童形象书写研究”等项目。出版学术专著《身体的变迁：中国儿童文学与儿童形象（1917-2020）》，先后在《中国出版》《文艺评论》《社会科学论坛》《西南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相关论文被《新华文摘》转摘。研究成果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项（3/3），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1项等。

摘要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在价值体系建构、理论资源吸纳、方法路径拓展、评奖机制完善、批评论著生成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着本体建构乏力、批评失当等实质性问题。为此,重审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元概念,将“中国性”“儿童性”“文学批评”作为批评话语建构的逻辑支点,有助于廓清批评立场、明确学科基石、拓展研究思路,增强其内涵建设。未来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应从学科基础出发,不断完善对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体系的本体建构。在纵向上,统合“主体性”与“整体性”,深度推进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融入中国新文学批评的历史版图。在横向上,秉持“以中为本”“化西为中”理念,在促进世界儿童文学共同繁荣中展现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国际视野与国家本位。在具体批评实践中,要敢于“讲真话”“谈不足”,以文学批评助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传播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

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学科体系;中国性;儿童性;儿童精神

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先于创作参与到百年中国社会的思想变革和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对“儿童文学是什么”的持续性批评实践,生成了儿童文学独特的主体意识、文本特征、价值判断和审美风格,也融进了对“现代性”“民族性”“世界性”等问题的探索和描述。从学科建设层面看,梳理并推阐儿童文学批评观对建构科学性、系统性、本土性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品格具有重要价值,是重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叙事的关键支撑。从文学批评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看,批评观的嬗变实质上也是社会思想史的更迭,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发展史本身也是中国儿童文化与社会人文精神交互的演进史,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故此,儿童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它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深刻、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关切”[1],而儿童文学的批评观则是“儿童文学如是呈现”的内在尺度和理论方位。

一、成绩与局限: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研究评述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和出版领域进入市场发展快车道,形成了繁荣兴盛的热闹景象,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深度融合,使得儿童文学作品不仅成为“教育”儿童的“工具”,也成为“解放”儿童的“园地”,为广大少年儿童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同步进入快速发展期,回顾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发展,首先要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

第一,形成了更为清晰的中国特色批评价值体系的评价标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着力于发出独立的声音,在儿童性与民族性、国家性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内在关联,倾力打造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精神、中国审美的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李利芳的系列文章,不仅重申了“儿童的需要是儿童文学价值的动力源泉”[2],更廓清了中国特色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以坚持“儿童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高度统一”为根本价值尺度,坚持以“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评价标准为批评实践的核心标尺[3]。这种评价标准的确立,有利于中国儿童文学开拓出一条与中国传统、中国国情、中国童年、中国美学等“中国性”紧密相连的儿童文学新样式,思辨更契合中国现实和中国儿童的儿童文学发展方向,形成一种有别于西方儿童文学的话语体系。

第二,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的理论批评基础。传播学、教育学、伦理学、文化学、哲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给养。“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化是从多学科体系中‘发现’、在析离中开启学科自主性的过程”[4],儿童文学不仅与教育学建立了紧密的亲缘关系,而且受到了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滋养,“有关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民族身份、文化研究、认知研究等均为热点学术问题”[5],这促使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研究越来越注重“跨学科研究范式”[6]。吴其南从文化学、身体哲学等视角深入辨析儿童文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特质,将中国儿童文学置于广阔历史文化语境之中,阐释对“儿童”及“儿童身体”的社会思辨和文学想象。崔昕平“从儿童文学心灵的柔软到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的坚硬现实,有理有据、生动形象地分析了少儿读物出版和儿童文学之间博弈与合作的复杂关系”[7]。方卫平从伦理学视域考察儿童文学的伦理维度与艺术维度之间的均衡与角力,强调“儿童文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突出表现在它与儿童道德教化及道德养成之间的关系”[8]。这些研究不仅拓展了儿童文学批评的深广度,也呈现出新世纪儿童文学批评的新视角和新观点,使得儿童文学批评“从‘判断’走向了‘阐释’”[9],从作品鉴赏走向了知识生产。文学批评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文本内部,而是从思想资源和文化阐释中挖掘文本中隐含的“无意识”,将其建构为有关文学与文化的话语知识来进行二次传播,这种有关文本的“阐释”为儿童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三,提出了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一体化”的方法路径。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不甘于处在游离于主流文学批评之外的“弱批评”地位,开始主动从发生学、系统论等视角探寻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共融共进的生长点,形成了更为宏阔的历史批评视野和文学批评格局。朱自强指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儿童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量’的增加,而是‘质’的生成。‘儿童’和儿童文学的被发现,不仅给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人的文学’以具体的内容,而且强化了它的现代性质地,提高了它的现代性价值。”[10]吴翔宇从儿童文学批评的问题、结构、方法等维度提出将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纳入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中重新定位,试图“超越纯文学的本质主义与非文学的工具主义”[11]藩篱,“在与现当代文学批评‘一体化’的基石上确证其‘主体性’话语,并在此基础上重构集‘史’‘论’‘用’于一体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图景”[12],建立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民族性、文学性的基本标准。这些研究,都为推进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融入新文学批评的整体结构做出了重要努力,致力于重构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身份和性质。

第四,构建了相对丰富完整的儿童文学评奖机制。文学评奖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文学评奖审美导向的变化体现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审美嬗变”[13]。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曹文轩儿童文学奖、张天翼儿童文学奖、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等奖项的设立,肯定了儿童文学作家的成绩,有利于儿童文学作品的推广,形成了文学批评话语场,生产出最具时代性、经典性的儿童文学批评资源,成为影响文学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再生产的一种规范性力量。姚苏平以儿童文学的评奖机制为切入点,对比研究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微观的知识考古视角把握中美儿童文学的当代发展、态势和效能,“思考中美儿童文学发展的审美异同和价值流变”[14]。江雪以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国际获奖作品为研究对象,剖析中国式童年的审美内涵及其所蕴含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核心审美艺术标准,以及艺术身份独特性的追求”[15]。崔昕平团队对历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系列研究,推阐出中国儿童文学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回望、反思、寻找、坚守、借鉴、开拓、分化的发展脉络,对助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化,打破中国儿童文学后发性的身份焦虑,确认中国儿童文学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引领实现儿童文学文学性与市场性相统一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明晰了文学评奖作为文学批评的特殊手段,不断推进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第五,出版了一批有广泛影响力的儿童文学批评论著。新世纪以后,儿童文学理论丛书、个人学术集以及批评专著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学术化进程。“新世纪儿童文学新论丛书”8卷、“新观念儿童文学理论丛书”5卷、“新视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丛书”13卷、“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文库”5卷、“朱自强学术文集”10卷、“方卫平学术文存”10卷等著作,都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影响。此外,还有一些作为“亚理论”的作家创作谈,也呈现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理念的变迁,如汤素兰、张之路、沈石溪三位作家分别撰写的“儿童文学作家论儿童文学”3卷,以及高洪波《儿童文学作家论稿》、曹文轩《小说门》、梅子涵《儿童小说叙事式论》、王欣婷《寻找童书的真生命:世界童书创作者访谈录》等,或者从理论角度观照创作,或者从创作角度诠释理论,开拓了儿童文学批评的新领域。这些论著集中呈现了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现实风貌、价值判断及审美风格,展现了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批评的活跃现场。

儿童文学批评在对文本创作不吝赞誉的同时,也一直保有一份热闹中的“清醒”,有学者尖锐指出儿童文学创作“对童年生态危机缺乏敏感,疏于应对”,儿童文学正在“从‘忧患’走向‘放松’,从‘思考’走向‘感受’,从‘深度’走向‘平面’,从‘凝重’走向‘调侃’”[16]。如果要深入剖析儿童文学创作乏力的原因,除了探究作家的“失语”和“纳言”之外,也无法绕过儿童文学批评相对于创作的瞠乎其后。

从宏观讲,儿童文学批评本体建构乏力,无法切实地为儿童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滋养、提升思想境界、扩充审美格局。“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还处于观念的故步自封与方法的裹足不前的状态,理论批评家面对新的文化场域,面对电子媒介和大众文化对童年生态的冲击,显示了在理论批评本体建构方面非常乏力的窘相。”[17]这使得儿童文学批评常常停留于感性体悟层面,缺乏深入的理性思辨,批评方法同一性强,视野相对狭窄。儿童文学批评的自身结构残缺,史学化、体系化进程缓慢,以往的史料整理及文学批评研究无法构成契合中国儿童文学的本土美学系统,缺少整体性把握儿童文学批评的理论话语体系。

从微观讲,儿童文学批评与市场的互动性、依赖性太强,缺乏专业、严肃、审慎的批评精神,“批评不足”与“批评失当”并存。各种被不同立场、目的、利益驱动的非专业儿童文学批评众声喧哗,严重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现场秩序。

本文试图考究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原点问题,尝试从对基础概念的多元剖析中开启重构儿童文学批评体系的建设之路,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现代特质与精神品格,以期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推动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深化发展添砖加瓦

二、重返原点: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三大逻辑支点及其内涵建设

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逻辑支点隐藏在概念本身之中,对“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这个元概念进行话语分析,将得到“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三个关键词,其间的语义互涉构成了建设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学科空间。

(一)中国性: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前置立场

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是伴随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同向发展的。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诞生首先不是文学研究的内部问题,而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对撞过程中生成的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观念建构本质上是中国文化主体性塑造的文学表征,是根植于新文学所开辟的人学批评系统的具体呈现。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发生得益于新文学批评的牵引,改变了中国古典文学诗文评的传统范式,形成了具有现代特质和民族特质的话语规范,在“救救孩子”和“文艺新民”的双重历史责任中,创构出一种具有典型“中国性”的文学批评路向。基于这样一个历史前提,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内涵建设要首先回到文学立场的原点,把“中国”作为问题的起点,作为文学批评的“根性”和“场域”。

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自诞生之日起就根植于中国语境。郑振铎为中国首部原创童话集《稻草人》作序,提出要“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他们需要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18]。陈伯吹《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指出,儿童文学是“编著给现代的中国儿童阅读”[19]174。这种自觉的主体意识,表明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一直以来都对自身的文化身份有清晰的体认。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重要文学使命是建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体系,这不仅是为了确立中国儿童文学自身身份的“主体性”,也是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全球传播提供一个范畴系统,为提升中国儿童文学品质和文化软实力提供一个“具有可供性的语义域”[20]。因此,对“中国问题”的关切和对“中国”身份的认同是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前置立场,“将‘中国’视为一个‘文明(体)’,在‘文明’的视野中重述‘中国’的文化主体性”[21],是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责任担当。

需要澄明的是,这种批评立场的选择并不是将儿童文学批评置于政治化的视域从而置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逻辑体系之下,而是在更为宽广的“文化中国”时空语境中确立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逻辑支点。

从空间场域看,“中国”本是一个地理概念,这既是指向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山川湖泊,更是指向人文地理意义上中华大地所孕育的文化精魂。民族的形成主要来自文化心理的认同与文化身份的建构,文学作为一种为民族“赋形”的工具,在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文学研究的地理维度、家族维度、宗教维度、阶级维度等,对探索“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有着重要的文化启示,就是“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用大文学观考察我们这个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经验过程在文学上是如何体现出来的”[22]。具体到儿童文学批评中,就是不断探索本土文化中“儿童”的表征方式和认知程度,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确立“中国性”的思想维度和审美向度,展现“中国儿童”的精神主体性和“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独特性。有学者通过开展中国神话的译述研究,认为“以儿童文学的形式来讲述中国神话恰是以‘更活泼的姿态’、更‘民众化’的文化讲述方式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23]。这其中既有“中国儿童文学”与“外国儿童文学”在思想立场、叙事方式、审美表达上的对照,也有“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儿童文学”过程中对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审美的坚守和呈现。

从时间场域看,“中国”又是一个历史概念,在经历了“诸夏”“华夏”“中华”等历史概念的文化变迁后,“中国”演变成为一个兼具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现代民族国家。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作家和诗人们都是从不同角度去想象中国”[24],这在儿童文学中亦然。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是现代中国的时间场域,这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在时间场域中应该演绎出“童年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双重变奏。从新童年社会学理论角度看,童年并非仅仅是“一种生物学事实”,而是“一种积极建构的社会现象”[25]。它不会以一个有限的形式固定存在,而是受制于社会、政治、历史和道德环境所构成的意识倾向。童年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这使“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都在建构属于自己的童年,不存在普遍性、永恒性童年”[26]。“童年中国”的文学书写与“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本身就有内在一致性,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只有立足于“现代中国”的语义场,深入挖掘“童年中国”的丰富性和延展性,才能形成与时代相通的“文学自觉”和“主体自觉”,也才有可能引导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把故事讲述置于民族国家和现代世界的文化场域中,为儿童文学“讲好中国故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策略。

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而言,“中国”既是一个文化原点,也是一个文化场域,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方法或路径,成为文学批评阐释的维度和钥匙。

(二)儿童性: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学科基石

儿童文学以及儿童文学批评的学科建构,都是以“发现儿童”为逻辑起点的,就是“发现儿童有独立的不同于成人的生活,发现儿童具有丰富的天性,发现儿童的成长是儿童自身的‘内在自然’朝向‘自然的目标’的‘内在的发展’”[27]。“发现儿童”不只是一种“致敬童年”的社会倡导,更是将“童年”和“儿童”作为人类精神和文化世界的思想根系,从全新视角去审视社会发展、人类历史、教育理想等核心问题,去建构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和基本原则,以重塑人类思想史和文化史。“儿童性”是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学科基石,对于童年和儿童的文化想象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意义,是思辨自然、宇宙、社会、人生等本源问题的重要视点。

在中国文化中,老子主张“复归于婴儿”[28],将“婴儿”的生命状态视为人性最本真的状态。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婴儿”代表着一种素朴、纯真、自然、本初、淳正的生命形态,是“抟气如神,万物备存”[29]的内在凝聚,是饱满充实、平和自然的外在呈现。孟子强调“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30],强调儿童真诚、真性、真情的自然显露。李贽《童心说》进一步阐释“赤子之心”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31]在这里,“童心”是人性的起点和核心,是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可以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对“童心”的瞩望和着意,正是因为将儿童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性资源,将其看作人的生命循环往复的轴心,才有周而复始的“始”与终始如一的“终”。

在西方文化中,这种站在成人立场上的“童心主义”理念同样大放异彩。尼采将儿童作为未来哲学的先行者,认为儿童代表了强大的生命冲动和源自本能的诗性智慧。与老子的“复归于婴儿”相类似,尼采认为人的精神有三段变化:精神变为骆驼,骆驼变为狮子,狮子变成孩子。“孩子”作为精神变化的最终形态,代表了“纯洁”和“遗忘”,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自转的车轮”“一个神圣的肯定”[32]。华兹华斯强调儿童是“卓越的哲人”“超凡的智者”“有福的先知”,他们“位于生命的高峰”[33],“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34]。巴什拉将童年比作是“存在的深井”,“它像一个真正的原型,单纯幸福的原型”[35]。可以看到,在西方文化中,儿童精神也被视为一种人文精神的表达,既是人类精神的起点,也是人类精神的归属,是“心理胚胎”[36]和“原始遗产”[37]。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种对儿童的成人想象呈现出鲜明的哲思性和审美性特点,但如果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学科基石仅仅只是建立在这种集体化、符号化、诗化的认知层面上,那么中国儿童文学的文本样貌必将呈现出单一性、平面性的局限。因此,对“儿童”的发现,不只是对儿童精神的“仰视”,还要从各种立场和维度上“俯视”“平视”“环视”“凝视”等,才能生发出百花齐放的文本形态,真正满足不同儿童的切实需要。这使得对“儿童性”概念的阐释必须要有双重维度,一种是集体的属于人类的“儿童”,一种是个体的属于社会的“儿童”。儿童文学对儿童的“发现”,要建立在对广义“儿童”的认知基础上,不断挖掘个体儿童的多样性、复杂性、真实性和成长性。

同时还应注意到,现代社会为儿童缔造了一个包罗万象、地负海涵的生活场域,使得传统文化中关于“纯真的儿童”的想象呈现出时代局限性。不得不承认,科技飞速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在为儿童提供丰富充足的物质保障的同时,也不断消解着传统的儿童观念。尤其是随着计算机产业的更新迭代和现代传媒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人世界的秘密逐步向儿童世界全面敞开,波兹曼提出的“童年的消逝”[38]和帕金翰预言的“童年之死”[39],不仅只是一种隐忧,更是早已成为现实。在梅罗维茨看来,“童年‘纯真’的观念并未反映出儿童存在的一种本质或自然的状态:相反地,这种观念是被故意制造出来以证明成人与儿童之间社会分离的合理性”[39]27。不管是在家庭、学校还是在更广大的社会公众文化领域内,儿童与成人之间一直有一道隐形的界线,这既是对儿童的保护,也是对儿童的约束。但随着电视、电脑、手机等现代媒介的泛生活化,成人妄想“保守秘密”的企图被彻底击碎,现代媒介“不仅揭露‘秘密’,也揭露了‘要保守秘密的秘密’”[39]28,这使儿童被过早成人化。这种“早熟”使得当代儿童与传统儿童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儿童”。因此,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理论给养不仅要来源于对“理想儿童”的形而上的文化想象,还要扎根在对“当代儿童”形而下的生命现场的事实观照。驻足当代儿童的童年生活场景,瞭望和审视童年的当代图像,挖掘和展现当代儿童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感觉,形成具有时代性、思辨性、递嬗性的知识体系与逻辑系统,生成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思想维度和审美向度。

(三)文学批评: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方法路径

伍晓明在《理论何为》一文中强调:“理论决定了我们对‘何为文学’这一问题的回答,因为文学批评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某种普遍陈述/理论,是理论让我们看见特定事物,而我们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理论。”[40]毋庸置疑,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紧密相关。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几乎皆出现于人文研究的其他领域,但作为一种方法论又都对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文学伦理学批评、女性文学批评、生态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文学地理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批评方法的繁荣已成为文学繁荣不可或缺的前提。

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具有极强的一体性和联动性。按照社会历史批评理论的观点,“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从历史上看,与其说与本身的结构和审美特征相关,不如说是文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使然。……文学观念是社会的产物,是人们对某种价值体系的认可,最终导致审美特征得到重视以及‘经典作品’的确立”[41]。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曾长期对“经典作品”的确立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与陈独秀建立“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42]的文学革命主张类似,郭沫若也强调儿童文学的文学创作要从“净化异物”方面着手,摒弃“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字”“平板浅薄的通俗文字”“鬼画桃符的妖怪文学”[43],从而确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标尺。

文学经典的确立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日益紧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3年的《儿童共产主义组织运动决议案》中针对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编辑指明政治方向,提出“儿童读物必须过细编辑,务使其为富有普遍性的共产主义劳动儿童的读物”,目的是在儿童稚嫩的脑子里播下共产主义的种子,以“培植未来的同志”[44]。1930年,在《大众文艺》第二次座谈会上,钱杏邨提出要“给少年们以阶级的认识,并且要鼓励他们,使他们了解,并参加斗争之必要,组织之必要”;华汉强调少年是大众中的一部分,“题材方面应该容纳讽刺,暴露,鼓动,教育等几种”;邱韵铎主张“尽可能地利用富于宣传性和鼓动性的文字,插图,等等式样来形成他们的先入为主的观念,……竭力和一切革命的斗争配合起来”[45]。新中国成立后,杜高《新的儿童文学的诞生》指出“儿童文学的发展与革命的发展是分割不开的,儿童文学的内容也是离不开革命的内容的,离开了革命要求的原则,那我们的儿童文学就永远无法培养和教育我们的孩子们成为新社会的积极建设者”[19]215。与儿童文学创作不同,儿童文学批评的读者不是儿童,而是成人。换言之,儿童文学批评是围绕着“我们需要怎样的儿童文学”而展开,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儿童文学批评与社会时代对儿童的需求紧密相关,套用南帆“没有哪一种脱离了‘人生’的‘社会’,犹如不存在脱离了‘社会’的‘人生’”[46]的论断,也没有哪一种脱离了“社会表征”的“儿童想象”,犹如不存在脱离了“儿童想象”的“社会表征”。可见,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学批评方法,“关节点在于强调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其核心旨趣即是致力于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阐释与建构”[47],能够扎实有效地将儿童及儿童文学纳入社会思潮大格局中,顺应时代和文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易于生成符合时代语境的“文学经典”。

社会历史批评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尤其是在简单化的实际运用中,批评视角固定,视野狭窄,对文学的审美性和思辨性观照不足。因此,繁荣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还要在方法论上推陈出新。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吸纳了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拓新,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批评态势。如强调伦理秩序与伦理意识,深挖儿童文学“以善为美”[48]的美学特征,注重儿童文学在“个体性与社会性、儿童性与人民性、民族性与人类性等伦理关怀”[49]上的思想呈现与审美表达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探查“儿童文学的精神分析与阅读治疗”,思辨“潜意识与儿童文学文本中‘隐藏’的秘密”[50]的儿童文学精神分析批评;重新挖掘女性作家和女童形象,从女性视角重述童话、小说、诗歌等具体文本的思想意蕴和美学风格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修辞、语言、叙事、结构等方面深入分析儿童文学的文本特色,注重文学本体论、强调儿童文学自主性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展现文化视角与童年立场,从社会心理、情感结构、公共理性、民族传承等维度剖析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与内涵阐释的童年文化批评;等等。这些批评方法的运用都有助于突破社会历史批评的局限性和文本自身的封闭性,可以从不同维度探讨语言、技术、主题、方法与时代、历史、社会生活、文化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实现儿童文学文本与现实历史生活相生相成的诗意沉思。

实质上,文学批评方法的多元化标识着“文学意识的自觉程度”[51]。一种新方法的运用,不在于套用了什么新奇的理论,而在于这种方法在文本批评中生成了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新认识和新见解,开辟了其他研究方法未能显示出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知识边界。南帆曾言:“目前的文学批评无法和文学对话,特别是与成长中的文学对话。”[52]这虽然并非主要指向儿童文学批评,但儿童文学批评也面临同样的窘迫和困境。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人文、知识图谱、远读理论等新概念新方法层出不穷,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必然要拓宽研究边界,吸纳更多理论成果进入具体批评实践,才能生成与时代同步、与作品同频的具有驱动力和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完成与作者创作和读者接受的良性互动。

三、重构体系: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路向及范式的建构思路

重返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原点问题,深挖“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等元概念的内涵意蕴,实质上是指向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如何在“振奋民族精神、维系国家认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53]等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和价值,在思想与形式上创建新的儿童文学批评范式,建构符合当下儿童文学发展需要的知识框架与理论体系。这既要有宏观的学科顶层设计,在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世界儿童文学批评之间建立起纵横的文化观照和方法互通,又要有微观的批评实践作为有力的本体支撑。具体而言,可从四个方面着手探寻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路向及范式的建构思路。

(一)坚守“学科为基”“学术为要”,建构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体系

话语是“思想的结晶”[54]。没有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一个学科就不能说已经成熟。当前必须要正视的是儿童文学批评的大量理论话语都来自西方,秉承“拿来主义”立场,学术界将其内化为一种思想资源用于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这一方面使得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生发出一定的“世界性”,但另一方面也潜在地隐含着“本土”理论体系的匮乏和失语。正如有学者所言,“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构建并发展出一套成系统、较为完备、较为成熟的解读近代以来中国发展变化、解读当代中国发展奇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55]。将这一判断投射到中国儿童文学批评领域中亦然。

基于上文对核心概念的阐释,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理论话语建构首先应该是具有“中国性”的,“植根于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性实践之中,植根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中,并且也植根于中华民族向着未来筹划的复兴事业之中”[56]。事实上,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并非只是抽象、封闭的“学术研究”,它还应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转变、提升、深化中国社会对儿童的认知,将自身的学术建构纳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建构的宏大体系中,体现对中国儿童的精神需要和审美需要的关切,从儿童问题出发思辨“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出“中国方案”。

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还应该是“儿童性”的。王泉根在分析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136篇博士学位论文的产出方式和学科归属后,得出儿童文学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综合性学科”的结论[57]。与其他类别的批评不同,儿童文学批评的独特性在于批评者要一直保有对“儿童”的深度观照,这就需要将儿童文学批评与儿童文化、儿童哲学、儿童心理学、童年史学、童年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建立起广泛的联结,体现出对“中国儿童”日常生活经验的审谛。

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体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基点,强调儿童文学必须从儿童出发,必须以儿童为注意的中心,反对将儿童的描写作为“工具”和“手段”[58]。持续强化“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批评观,将儿童看作是一个不同于成人的有独特生命价值体验的具有完整人格的人,承认儿童是有精神亦有身体、有理智亦有情感、有学习亦有游戏的“完整的人”。

建构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体系的落脚点和施用场还在于文学批评。所有的学科理论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儿童,理解儿童的梦想、喜悦、痛苦和悲伤。陈培浩曾言“渴望一种会呼吸的批评”,真正的文学批评不是“知识体制化的产物”,而是面向“生命的困惑、难题和歧异”[59]的迁思回虑。因此,有真知的儿童文学批评是从文本出发的“客观公正、真挚坦诚、心口相一的批评”,是“有思辨意味和明确价值判断的批评”,是“恰切有效、符合公共理性、具有建设性的批评”[60]。它不是套用西方理论对儿童文学文本的强制阐释,也不是非文学化的脱离文本的恣意妄论,更不是人云亦云、随声是非或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的文字堆砌。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是建立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立场上,指向中国儿童历史与现实的生命经验,表达其内在真实需要的深层话语结构。“中国式”的儿童文学批评,不仅要呈现这种理论话语的切实性,还应展现其思想价值的人类性,并努力将其开拓为世界儿童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的一个重要主体。

(二)统合“主体性”与“整体性”,将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融入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版图

重审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议题,日益成为儿童文学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具有同源、同质与同向性”[61],更在于中国儿童文学如何走出自我封闭的观念,在更广阔的文学历史空间中确认自身的文学属性和价值。

五四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一直致力于建构自身学术逻辑的自洽性,阐释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区别,强调儿童文学的“主体性”和“本体性”。众多儿童文学研究者从儿童文学本质论、文体论、创作论、读者论等多维视角,强调“儿童文学有一个清晰地从一般文学中分化出来的过程”,它是“一个自足的学科,有着自己完整的体系”,“拥有自身的研究范畴和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62]。经过近百年学术建构,中国儿童文学逐渐形成了一种自觉意识,它“既不是现当代文学的副本,也不是现当代文学的缩小版,而是具有本体性价值的文学门类”[61]。这种“主体性”的文学确认,使得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了一种文学发展的同构关系,共同组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新面貌。

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大致完成了对自身主体性的确认,形成了学术共识,接下来就需要打破画地为牢的自我封闭,在保有自我独特性的同时走向一种文学研究的融通。因此,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理应建立一种“文学整体观”,将自身的批评实践纳入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版图。这就需要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超越孤立、片面的批评理论、批评视角、批评方法,拓宽边界、拓展认知,生成符合时代、符合儿童、符合文学的批评勋绩。事实上,这种“文学整体观”早在新时期初就被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学者所观照,当时所强调的“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63],就是为了打通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研究壁垒,实现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体化。时至今日,众多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价值。现在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发声,再次强调“文学整体观”,则是为了打通现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研究壁垒,形成中国文学研究的合力,进一步推动中国新文学在21世纪时代文化语境中继续深化发展、推陈出新。显然,这种“整体性”的系统建构,也有助于中国文学批评形成更为完整的文学地图。

(三)秉承“以中为本”“化西为中”,展现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国际视野与国家本位

不得不承认,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思想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恃于对西方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等理论资源的学习和借鉴。从发生学角度看,近代以来的西方名著如夸美纽斯《世界图解》、洛克《关于教育的考察》、卢梭《爱弥尔》、福禄贝尔《人的教育》、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等,都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萌芽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这使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过程具有极强的外源性。

改革开放后,兴起了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高潮。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李利安·H·史密斯《欢欣岁月》、保罗·阿扎尔《书,儿童与成人》、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童话的魅力: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佩里·诺德曼《隐藏的成人:给儿童文学下定义》等理论著作,从儿童生存环境的时代变迁到儿童文学文本解读空间的多维开拓,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板。出版界还以丛书形式集中引进了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如少年儿童出版社“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译丛”4册、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6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世界儿童文学理论译丛”4册、明天出版社“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丛”4册等,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深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从心理分析、文化研究、叙事学研究、阅读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等维度成为“他山之石”,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视域拓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需要注意的是,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64]西方理论关注的并非中国问题,也缺乏对中国儿童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真实观照。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有必要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65],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坚持国家本位,真正采用“拿来主义”的方法筛选出西方理论中合理有用的成分,并与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中国儿童文学的文本实际相结合,促进“本土资源的现代转译与域外资源的‘中国化’”[66],以文学批评促文学发展,推动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持续繁荣。吴翔宇在论述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现代化的生成问题时指出:“无论是‘以中审西’还是‘以西审中’,都包含了‘义/文’与‘述/作’转换的意涵,依循着主体性原则。”[67]刘靖等在研究儿童绘本翻译时也提出,“可结合社会学、传播学与符号学等相关理论,从共时或历时的角度讨论文化、意识形态、儿童观、国别、权力、时代特征、出版政策、市场需求与销售等客观因素”[68]进行多维度研究。事实上,内外两种资源的不断转换,一直以“互为他者”的方式,介入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武器库和话语场。

(四)敢于“讲真话”“谈不足”,助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传播大发展大繁荣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创造了众多经典的儿童文学文本和儿童形象,成绩不言而喻。但儿童文学批评不能只唱赞歌、抬轿子,更应坦陈问题、言说不足。李建军说,“我们的文学批评依然不够成熟,我们的批评意识依然不够自觉,我们的批评里依然有太多的庸人气、商人气和市侩习气”,“在我们这里缺乏健康的批评风气,缺乏成熟的批评意识,缺乏科学的、可靠的批评方法,缺乏负责任的、敢于不看脸色说真话的批评家”[69]。文学批评不是文学创作、文学出版的附庸物,文学批评是“一种诗性和智性兼具的活动,是对文学欣赏和审美感知活动的逻辑化、学理化和价值化的提炼和升华”[70]。文学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助力,贺仲明强调要“重建我们的文学信仰”[71],这不仅适用于成人文学,也同样适用于儿童文学。

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要有自己的“气度”和“力度”。所谓气度,就是要突破狭隘的儿童文学小圈子的作品评论,将儿童文学作品与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中国儿童的现实关怀相统一,把文章写在中国大地上,写到中国儿童的精神品格中。所谓力度,就是批评者要有独立的专业判断,它不是商业批评,也不是人情批评,而是从文本出发,从文学的思想性、伦理性、审美性、创造性等角度评判作品的优劣,批评者要具备深度阐释作品的能力和敢于否定作品的勇气。

虽然我们处在消费社会中,作品发行量、经济收益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儿童文学市场的繁荣程度。但也正因为如此,儿童文学批评更应精研覃思、慎始慎终,从专业角度进行科学、独立的判断,给作家建议,赋作品意蕴,向读者推荐,真正做到助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传播大发展大繁荣。

四、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作为中国新文学批评的重要分支,呈现了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共贯同条的历史沿革。方卫平说:“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所萌动、酝酿着的重建自身学术形象的创造冲动,既来自于历史的深刻启悟,更透露出对未来的悠远梦想。”[72]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下,重返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原点,思辨其未来发展方向,有助于深化儿童文学批评与儿童精神、时代思潮、民族文化、国家意志的多向互动,重塑儿童文学观念,重构儿童文学批评学科化的知识体系;也有助于打通儿童文学史、理论、批评之间的研究壁垒,形成中国特色理论批评话语,指导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实践,进一步建构具有基础性、理论性、宏观性和综合性的文学批评格局。文学批评虽言在当下,却指向未来!

（来源：韩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