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现状与反思 作者：李文娜 朱健平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现状与反思

作者简介：

李文娜，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朱健平，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研究，典籍翻译研究。

摘  要：

本文对国内外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论文首先分析了国外研究的发展路径、关注焦点和研究范式，指出国外研究主要是多学科视野下复杂议题的描写性研究。接着分析了国内研究的边缘地位和所关注的议题，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忽视了特殊翻译问题的复杂性和译者主体的多元化。为此，本文指出国内研究应充分借鉴多学科描写性研究范式揭示儿童文学翻译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同时还应关注当代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助力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1.引言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到 20 世纪中叶才零星出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现状，Tabbert(2002)、李宏顺(2014)、应承霏(2015)等作了系统描述，但总体而言仍只是停留在对其发展概貌和研究范式变化的历时描述上，而未站在学科发展的高度凸显其学术地位和价值。鉴于此，本文拟首先对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立场变化与学科互动发展进行描述，并以此为鉴观照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现状，并结合当下研究现状，对国内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

    2.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彰显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多视角纵深研究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是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其发展路径和方向与所在文化对儿童以及儿童文学的观念密切相关。总体而言，随着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历经文本中心、儿童中心再到文化转向，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也由比较文学立场转向了翻译研究立场。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该领域研究利用跨学科理论资源，探索儿童文学翻译的独特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并由此体现其学术价值和地位。

     2.1 20世纪: 从“工具论”走向学术价值显现

西方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最初是以比较文学的姿态进入我们视野的。保罗·阿扎尔(2014)对儿童文学( 包括翻译) 的跨文化影响和国际传播作了整体的经验式评述。萌芽期的研究者重视儿童文学译作的传播与影响，他们对儿童文学翻译价值的认识虽然仅限于“工具论”，却逐渐引发后来学者对这一话题的共鸣。尤其是二战后，以图书馆员、童书编辑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对儿童生存状态的反思，尤为强调儿童文学对童年成长与国际间相互理解的重要性。Persson 编写的论文集 Translations of Children’s Books(1962)是这方面最早的代表性成果。它汇集了英、美、丹麦、瑞典等国图书馆员、编辑和译者的论文，着重讨论了儿童文学翻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认为其价值仅是丰富儿童文学的工具(引自Tabbert，2002)。

1976年召开的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IRSCL) 第三届研讨会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第一个转折点，它首次专门探讨了儿童文学翻译及国际传播等问题( Lathey，2006)。Klingberg等编写的会议论文集 Children’s Books in Translation(1978)讨论了语言、意识形态、经济等因素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相较以前的成果，它集中反映冷战时期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东欧学者关注国家政策如何以翻译儿童文学为媒介提倡人文传统，促进国族相互理解; 西欧学者则讨论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利用翻译儿童文学向第三世界输送西方意识形态(见Tabbert，2002) 。可见，译本功能不再局限于“庇护童年”，而成为国家政治话语的输出工具。此外，研究者还从来源国、语言选择等方面分析翻译选材问题。实际上，这些对文本的影响与渊源的研究，仍带有明显的比较文学立场，而儿童文学翻译自身的价值却被遮蔽。

早期儿童文学翻译“工具论”认识受制于儿童文学观，但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也会影响翻译研究者的学术立场。受新批评理论影响，20世纪60年代儿童文学批评主要以文本为中心，强调儿童文学享有与成人文学一致的文学批评标准。在接受理论影响下，Hunt(1991:16)主张以儿童为中心，提出成人应像儿童那样阅读，研究视角要转换为“儿童主义批评”。与此相反，受解构主义思潮影响，Rose(1994: 1)认为面向“儿童”的书写是成人的幻想，“儿童小说不可能存在”。随着这些命题不断更新，儿童文学理论的边界也不断拓宽，但多数学者仍坚持童年立场(childhood stand) ，认为儿童文学是以儿童读者为对象的独特文类。

20 世纪 90 年代，翻译研究在上述立场影响下开始关注儿童文学翻译的独特性。其一，主张儿童文学翻译对象享有平等地位。早期学者强调儿童文学翻译必须顺应译语文化 (Tabbert，2002 ) ，这一阶段的学者则主张儿童文学翻译应尽可能忠实与对等。Stolt(2006)发现，虽然“忠实”在当时的翻译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但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却“退求其次”，在认真讨论了影响忠实的三个因素后仍然主张尽可能忠实与对等。Klingberg(1986)在讨论儿童小说翻译的困难与对策时，提出“文化语境顺应”，但他与 Stolt 持有一致主张。其二，重视儿童文学的文本特征。Reiss运用文本类型学将儿童文学文本分为四类，主张每种类型需要不同的对应形式(引自Tabbert，2002) 。同时，研究者也关注到了插图与文字、文字游戏等翻译问题，如Oittinen讨论了文本与插图的对话关系，Grassegger讨论了文字游戏的形式与内容对等(引自Tabbert，2002) 。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翻译研究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巨大变迁，从以原作为中心的规约性研究走向了以译语文化为中心的描写性研究。受此影响，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虽仍以规约性研究为主，但描写性研究也逐渐增多。如Shavit(1986) 提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系统论，将儿童文学翻译视为译语文学多元系统的组成部分，分析了翻译中偏离的必然性。Nord(1995)对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各类文本的标题翻译作了描述性对比分析，提出译者需在译作的功能和原作的交流意图之间进行协调。总之，这一阶段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通过借鉴普通翻译研究的成果和范式分析儿童文学作品的文本特征，凸显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并对其作出解释或提供解决途径。

     2.2新世纪以来: 学术地位的确立与多学科纵深发展

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得益于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两大领域的理论发展，呈现出多样化发展态势，频繁的学术交流(如儿童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也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成果纷纷出版。O’Sullivan( 2005)将接触与迁移、互文性、媒介间性、图像学等概念运用于比较儿童文学研究，首次勾勒出这一学科的总体脉络，并将叙事学成果运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创立翻译交际模式。Oittinen( 2000) 将巴赫金对话理论运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消解成人译者和原作的权威，将翻译视为对话，首次提出“为儿童翻译”的主张。这些跨学科视角拓展了研究者的理论深度和广度，拓宽了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理论视阈，也揭示了儿童文学翻译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而被视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第二个转折点”(Lathey，2006: 3)。

这一阶段，研究者还通过撰写综述或编写文集对已有成果进行回顾与反思，既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动态，也明确了其学术立场。Tabbert(2002) 发现儿童文学翻译的复杂性并非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翻译困难，因而强调研究范式应从原作中心转向译作中心; Lathey (2006) 指出为儿童翻译与为成人翻译存在着根本区别，一是儿童地位与儿童文学地位影响翻译实践，二是童年观决定如何为儿童而译，因而在给翻译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低估了翻译的价值。Coillie和Verschueren(2006)探讨了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范式变化、翻译规范影响、策略选择、双重读者等问题。总体上，这些研究在进一步揭示儿童文学翻译特殊性的同时，也积极探索了其复杂性和丰富性。

不过，儿童文学翻译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成人与儿童的关系问题。早期研究对其特殊性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儿童读者视阈的特殊性，忽略了其身份的复杂性，导致一味以儿童的语言认知能力为依据设计翻译策略。这一阶段的学者则已认识到儿童文学读者的双重性以及文本的丰富性。Joosen(2006)通过考察英国作家Aidan Chambers的青少年小说在荷兰的翻译，发现文化禁忌与出版审查仍然影响作品的翻译，但某些译本却能冲破文化禁忌的限制，再现原作复杂的文体特征。Rudvin 和 Orlati(2006) 通过比较英国作家 Salman Rush- die《哈伦与故事海》(Haroun and the Sea of Stories) 的意大利语译本与挪威语译本，发现原作所设置的读者双重性，即既是给孩子读的童话故事又是给成人读的政治讽刺故事，给翻译带来了极大挑战，如文本层面如何保证叙事一致、译本如何处理政治宗教敏感话题以保证顺利出版等。其次，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文类与文本独特性的多层次研究也加深了对翻译独特性的理解。Lathey( 2016) 对视觉图像、对话与方言、文本中的声音等文本特征的讨论，为译者提供了可行的翻译策略。Oittinen等(2018) 从符号学和多模态双重视角对绘本翻译研究进展的梳理为绘本翻译实践与研究提供了跨学科新视角。可见，不能因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性而将其与普通翻译研究割裂开来，只有对其复杂性进行理论探索并作出清醒认识，才能对其独特性形成理性认识。

儿童文学翻译中成人与儿童的不平等关系常会导致译作偏离原作。针对这一现象， Klingberg(1986)认为译者既要考虑原作，又要顾及儿童读者，而译者的翻译目的与译本的教育目标时常冲突，前者要求译者忠实原文，后者要求译者改写原文。从翻译规范理论来看，这一问题则更为复杂。Toury(2012) 认为，译者在来自原作与其文化、译作与其文化的不同规范的制约下进行翻译，译作是译者主动在不同策略间作出选择的结果，它总是介于 “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两极之间。受此启发，Ben-Ari(1992) 对二战后德国儿童文学在以色列的翻译与接受进行了描述，发现对原作充分性的考虑总是让位于译语文化对其可接受性的考虑。而这种可接受性取决于三种规范: 一是翻译的通行模式，二是与儿童文学有关的教育准则，三是以色列人对德国文化的细微复杂的态度; Lopez 对英语儿童文学在西班牙内战后 20 世纪的接受进行了分析，发现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翻译倾向于表达的“充分性”，通俗作品的翻译则倾向于“可接受性”(引自Tabbert，2002) 。Puurtinen( 1995: 230)运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绿野仙踪》的两个芬兰语译本进行了语言特征分析，考察了芬兰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语言规范，发现译作的语言可接受性取决于以下规范: 与特定读者群相符的可读性与可表达性; 相关体裁的语言规范; 翻译文学或原语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从属地位; 特定读者群的期待，甚至是个体读者的独特期待。

上述关于翻译规范的讨论表明，译作偏离原作的现象与译者受规范制约的翻译策略选 择有关，更进一步讲，与翻译主体相关。文本之间的“忠实”问题，从翻译伦理角度看，体现为翻译主体的“忠诚”问题，即译者忠诚于谁? Oittinen(2000: 74－76) 受西方儿童史启发， 在翻译实践与研究中尤为关注译作的儿童读者，明确提出儿童文学译者必须忠诚于儿童读者，认为译者总是显形的，指出韦努蒂的译者隐身理论忽视了读者的多样性与读者的反应。对译者显形的关注引起了研究者对译者主体性的重视。早期相关翻译史研究只是关注不同时期的基本翻译史实，很难获得有价值的学术发现。Lathey(2010)对8世纪以来英国儿童文学翻译史的考察则以译者为主线，在挖掘翻译史实的同时揭示译者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可见，儿童文学翻译独特性的理论阐发有助于理解其丰富性，而这些多层次的研究又有助于理解翻译研究中一般问题与个别问题的关系。

综上，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借鉴跨学科理论资源，从最初关注翻译价值，到现阶段重视儿童文学翻译的独特性、复杂性与丰富性的理论阐发，其研究路径从整体经验式研究，走向以原作为中心的规约性研究，再到以译作为中心的描写性研究。在对儿童文学翻译独特性的讨论中，早期研究者( 如 Persson 等) 强调儿童有限的认知能力和阅读经验，普遍将改写、简化视为顺应译语文化的必要策略，但也有学者(如Stolt、Klingberg等) 强调平等对待儿童文学，主张忠实原则。后期研究者(如Rudvin＆Orlati、Lathey、Oittinen等) 逐渐揭示其独特性的丰富特质，如对双重读者的发现超越了对单一读者的有限认识，插图和文字的对话关系、文字游戏的多样性与文本音乐性等发现突破了对文本单一的有限认识。儿童文学翻译独特性也体现于普遍存在的文本偏离现象，早期研究者(如Klingberg等) 认为翻译目的和译本功能之间的冲突是根本原因。后期研究者(如Ben-Ari、Puurtinen等)逐渐揭示了造成偏离的复杂因素，如翻译规范对译者的制约，通过不断细化复杂的具体规范以认清其影响作用，继而关注译者面对诸多规范所发挥的主体作用。可见，他们在尝试解决翻译中的难题时勾勒了儿童文学翻译的“应然”形象，而在解释由实践引发的种种现象时又厘清了其“实然”形象，体现了其学术价值与地位，事实上已确立了作为“翻译研究亚类”的地位(Lathey，2011) 。

    3.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现状与反思

相较国外研究的规模与进展，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深度与广度有限。本节以国外研究为参照，对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发展的特点进行分析，对现阶段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回顾与反思，探求国内外研究背景与路径的差异，以明确国内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

    3.1 20世纪: 以工具论为主导的早期研究

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始于晚清非自觉的儿童文学翻译实践。“非自觉”，是说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翻译潜流于大规模西学翻译中，以“开启民智”的政治诉求为目的，以“塑造未来新国民”为教育使命，尚未萌发儿童文学文体意识或儿童本位的读者意识。晚清时期零星发表的儿童文学翻译散论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工具论认识。一方面，译者在“译者序”中言及教育为本的翻译目的，如沈祖芬所言“实施教育”“激励少年”(马祖毅，2006:492); 另一方面，译本评价缺乏自觉的文体意识，如林纾与魏易合译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1904) (即兰姆姐弟专为儿童改编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 被贴上“神怪”小说的标签(马祖毅，2006: 493) 。萌芽期的翻译研究缺乏儿童文学的理论认识基础，翻译是为教育“童蒙”提供工具，实现培养“新国民”的愿景，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行”(徐念慈，1908:12)。

随着晚清西学翻译对教育思想革新的推动，卢梭、杜威等西方学者的教育理论得到了时人的大力推崇，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也因之得以发展，儿童文学翻译的相关话题逐渐出现在儿童文学教材类著作中。从翻译价值的认知看，儿童文学翻译正式被视作儿童文学来源的工具之一，与“收集”“创作”并举(魏寿镛 周侯予，1923: 30－31) ，但其作用仍局限于“藉以培养儿童的世界观念”，“越发扩大”儿童文学的“来源”(赵侣青 徐迥千，1933: 90); 从翻译方法的认知看，多主张以“儿童的口吻”来译(赵侣青 徐迥千，1933: 89) ，对于中国儿童陌生的内容，则主张直接删改，用白话不用文言，也有主张“用‘直译法’，不用‘意译’”(魏寿镛 周侯予，1923: 3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及翻译问题的著作“并非专门研究儿童文学的著作，而是培养小学儿童文学教育师资的教材”(张心科，2012: 4)，即使相关内容涉及翻译价值、儿童读者与翻译方法，其目的也非就儿童文学翻译做出理论探索，而是将其作为儿童文学知识谱系中的内容传授给未来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的师范生。这些讨论服务于儿童文学教学，只是对儿童文学翻译的一般性表述。因此，萌芽期研究的学术立场乃是基于儿童文学研究，带有鲜明的工具论色彩。

事实上，西方现代儿童文学是以尊重与理解儿童天性为精神内核的，西方现代儿童观在儿童文学、童年研究、儿童哲学、儿科学、儿童心理学等学科和文化实践所提供的场域内得以充分发展，且被广泛接纳。这样的现代意识随晚清西学翻译而输入，并未经过本土文化资源的充分蕴酿，其实质是“中学为体”的观念移植，加之国族动荡的外部环境，使得具有现代精神内涵的儿童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扎根中国土壤。对儿童文学翻译而言，研究者难以摆脱工具论的束缚。尽管五四时期大力倡导儿童本位的文学观，甚至出现了安徒生童话翻译热，但到了抗战时期，安徒生童话却被视为“麻醉品”“毒素”而遭受冷遇(李文娜 朱健平，2015)。这“一冷一热”的鲜明对比暗示了现代儿童观在国内曲折的演变历程，儿童文学长久以来被曲解为“教育儿童的文学”，而这样的意识与心态也束缚了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理论视阈。

3.2 新世纪: 儿童文学翻译及其研究价值的继续遮蔽

在国外相关研究、国内翻译研究和儿童文学研究的综合影响下，现阶段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等方面得到不同程度的拓展，研究成果也不断加深了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概貌的认知。在对新时期研究发展的回顾与反思中，研究者发现国内研究多聚焦于儿童文学翻译的整体描述以及断代史、近代翻译家等研究，认为未来研究需关注中国儿童文学翻译通史、当代儿童文学译家以及跨学科视角(李宏顺，2014; 应承霏，2015)。这些研究与反思对于现阶段国内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但对于儿童文学翻译复杂性与丰富性的讨论不够充分，儿童文学翻译及其研究的价值继续被遮蔽。故本节拟对现有研究的学术立场进行分析，以明确现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及亟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聚焦儿童文学翻译史，以翻译价值阐发为重，主要采用经验式分析和实证分析。相关研究主要有两类: 一是相关文学翻译史专著偶有涉及相关论题，如五四时期“安徒生童话特点”和“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的介绍(秦弓，2009); 20世纪30、40年代王尔德、马克·吐温等作家作品的翻译概貌(李宪瑜，2009); 以及叶君健、纳训、张友松等译家翻译活动概要(孟昭毅 李载道，2005) 。这些专论只是服务于特定时期、特定国别的文学翻译史研究，且仅是针对个别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家或作品的翻译情况作出基本史实陈述，由于缺乏系统分析，使得儿童文学翻译事件显得偶发或零散，无法凸显儿童文学翻译在所述文学翻译史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对某一时期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专论，如胡从经(1982)和朱自强(2015) 在对晚清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讨论中，评述了林纾、周桂笙、包天笑、周作人等译家的儿童文学翻译实践，认为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成为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动因之一。文军和王晨爽(2008) 从译介、特点、影响等方面对抗战时期儿童文学翻译活动进行分析，尤其强调这一时期翻译对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李丽(2010)探讨了1898－1919年间儿童文学翻译的生成和接受情况，对儿童文学翻译断代史研究作了有益尝试。这些研究旨在说明儿童文学翻译对特定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影响，故而对儿童文学翻译价值的认识有限。实际上，上述研究涉及话题繁杂，除整体概述外，对总体特点的讨论主要体现在翻译方式( 如译述、改编、直译、异译等)、翻译现象(如转译、复译、一本多译等)、选材特点(如题材、体裁、来源国等) 等方面; 对翻译影响的讨论主要有来源国影响、儿童观念影响、对本土儿童文学的影响等内容，但这些话题的讨论缺乏历时或共时的系统研究，无法集中反映儿童文学翻译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仍然依附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立场。

其次，聚焦儿童文学译家，其实质是翻译史的有益补充，或译者主体研究的有益尝试，最受关注的译家有赵元任、周作人、鲁迅、任溶溶等。国外研究对个体译者的关注不及国内研究，而国内译家研究符合一般翻译史研究的总体特征，即主要是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研究，具体体现为译家生平、翻译选材、翻译方法、翻译贡献等考古学研究，基于这些翻译活动的史实分析，认识译家翻译思想，一方面反映特定时期翻译活动的面貌，另一方面反映译者个体翻译活动的差异。但上述研究也显现出国内翻译史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如“跨学科意识薄弱，研究视角较窄”，“铺陈资料而短于分析”等(单宇等，2019)。

再次，聚焦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现象，探究翻译策略和方法，旨在指导翻译实践与批评。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对特殊性的关注主要来自主观经验，强调译文语言的特殊与儿童认知能力的有限(徐家荣，1988; 严维明，1998)，研究相对细致。这一主题研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徐德荣的成果。在对儿童文学翻译近二十年的持续关注下，从最初对翻译原则、策略和方法的总体规定(徐德荣，2004)，到对具体问题(如图画书翻译、儿童文学文体风格再造等) 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规定性要求(徐德荣 江建利，2017; 徐德荣 姜泽珣，2018)，再到对译者素养的全面分析(徐德荣，2017)，以及对儿童文学翻译批评模式的规定性要求(徐德荣，2017)，都是基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性而提出的，体现了他的全局视野和清晰的路径，这些研究不仅有利于解决实践中的特殊困难，更重要的是，其基于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的理论阐发，揭示了儿童文学翻译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但另一方面还应看到，儿童文学翻译特殊问题的理论阐发并不限于上述论题，还需研究者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做持续的理论探索。在对儿童文学翻译策略与方法的讨论中，规约性研究是主体，但由于缺乏对翻译过程的描写性研究，导致无法认识制约这些策略与方法的复杂因素，从而简化了翻译实践的困难。同时，个案分析对象重复性强( 如《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译本分析)，分析对象的多元化与差异化不明显，也缺乏对当代作品翻译的译本分析，造成所关注的特殊问题论证不充分，缺乏说服力，这样也容易将特殊问题简化，隐没儿童文学翻译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可见，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处于“失语”状态，儿童文学翻译及其研究价值仍被遮蔽。首先，翻译史研究是认识儿童文学翻译价值与规律的基础，但现有研究集中体现为儿童文学翻译与现代儿童文学关系的价值阐发，主要成果囊括于儿童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范畴内，忽略对儿童文学翻译复杂内因的关注。其次，译家研究是理解儿童文学翻译多样性与译者主体作用的基础，但现有研究主要作为译家翻译全貌的有益补充(如鲁迅)，或凸显译家在儿童文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如周作人)，受研究方法所限，译家翻译策略研究(如赵元任、任溶溶) 发挥的示范性作用有限。再次，翻译策略和方法研究是认识翻译过程、指导翻译实践与批评的基础，但现有规约性研究主要关注特殊翻译问题的解决，由于缺乏对翻译过程的描写性研究，隐没了特殊问题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自然无法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实际上，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全面理解儿童文学翻译活动，它虽然呈现出迥异于普通文学翻译的独特性，但造成其独特性的复杂因素与丰富内涵却不容忽视。

4.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展望

如上所述，受研究视野、路径和方法的制约，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取得的成果有限，相较于普通文学翻译研究，尚未引起更多学者关注，其研究成果仍被“矮化”，研究价值和学术地位仍被忽视。关于国内研究的展望，已有学者从跨学科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建议(李宏顺，2014; 应承霏，2015)，在此不再赘述。本节仅就前文所论现阶段研究中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其一，调整研究意识，细化研究问题。具体来讲，加强关注儿童文学翻译特殊问题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现阶段对儿童文学翻译独特性的讨论过于密集，但对特殊问题的过度强调，容易形成“儿童文学翻译不同于普通文学翻译”的偏见，不利于揭示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研究者需要细化问题，找到密切关联的因素，做深入研究。例如，现有研究对儿童文学文本风格的认识仍带有主观经验色彩(如普遍认为文本语言简单生动)，我们主张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文本语言的语音特征、词类倾向、句法结构等方面进行细致分析，对文本的文类风格、作者风格、译文风格等方面形成具象认识，客观论证与文体相关的特殊论题。现有研究普遍重视儿童读者，忽视文本的双重读者特征，我们主张重视儿童和成人双重读者，揭示其双重性对翻译策略、译本出版、传播和接受的影响。现有研究对图画书翻译关注有限，我们主张对图画书翻译中文字与图画的关系展开系统研究，重视两类不同符号系统及其意义的异同。当然，与儿童文学翻译特殊论题的相关讨论并非限于上述建议，通过特殊论题的多视角、多层次、多途径的细致研究，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儿童文学翻译的本质。

其二，重视译者主体研究，关注译者多元背景。尽管儿童文学译者始终是显形的，但现有译家研究不足以反映译者的群体形象和多元化身份，导致译者主体价值被隐没。译者主体研究可对同时期、同地区或同性别的译者群体进行分析，从中发现共性与个性，也可对独特身份背景的译者做细致讨论。例如，我们主张关注当代译者群体中的女性译者(如马爱农、漪然) 、阅读推广人身份的译者(如阿甲)、作家身份与教师身份兼具的译者(如杨筱艳)等。译者主体性研究不仅可以拓宽对儿童文学译者多样性的认识，同时也可增进对译者主体示范性作用的认识。因此，译家(译者) 研究可向以下三方面拓宽: 一是通过重要译者的个案研究，加深对某一时期翻译活动的认识; 二是通过译者群体的共时研究，加深对某一时期翻译活动中译者主体的共性认识; 三是通过译者群体的多元化研究，加深译者主体与翻译活动多样性之间关系的认识。

其三，关注当代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研究。近二十年西方儿童文学在主题、题材、体裁、叙事手法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引进、翻译、出版了大量当代国外儿童文学作品，但翻译研究仅着墨于经典儿童文学的译介，这便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隔膜。我们认为对当代作品做好文本细读和文化解码是研究翻译策略、提升翻译质量的重要途径。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品外译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需要借助翻译研究来“读懂他人的故事”，了解他人的接受偏好，用他人听得明白的方式来讲好故事。我们主张结合当代儿童文学作品汉译的成功经验，关注近年来海外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如儿童小说《青铜葵花》、图画书《团圆》等) ，对其进行个案研究，揭示影响其传播与接受的因素，探索有效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可见，现阶段对当代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也具有深远的文化传播价值。

5.结语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边缘化与学科研究特性、研究者的意识和心态有着紧密联系，这一研究的独特价值有待学界深度挖掘。目前，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促使这一领域研究的学术地位得以确立，多元研究背景的研究者为该论题提供了多元视角与路径，如比较文学学者O’Sullivan、专业译者Oittinen、专业图书馆员Lathey等; 同时，相关论题讨论见诸 Meta、Target、Perspective、The Translator 等国际期刊，为国内研究带来了某种示范性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国外研究的发展过程，强调这一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互动发展，使儿童文学翻译的独特性、复杂性与丰富性逐渐显形; 通过反思现阶段国内研究的成果，强调研究者需具备敏锐的问题意识，细化研究问题，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论题进行细致考察; 而译者主体性的理论阐发、当代儿童文学作品译介的研究，对现阶段翻译实践重要且必要，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具有现实意义。上述观点与主张可以弥补现阶段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希冀补益于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来源：李文娜 朱健平）